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崔大离找齐了帮忙的人，他往下安排，先贴“门报儿”。纸上用黑色毛笔写四个大字“恕报不周”，小字是“某宅之丧”，主家姓什么写什么宅，这叫“门报儿”。过去的门报儿，女子用粉纸，男子用黄纸，后来没这么多讲究了，一概用白纸，贴到大杂院儿的大门外侧。
卖菜的三哥和开出租车的二哥并不沾亲带故，只不过同住一个大杂院儿，邻居们习惯这样称呼。比如开出租车二哥的媳妇是二嫂子，家里的儿子叫二离，全家带个“二”字；卖菜的三哥一家全带个“三”字，三哥的姥姥就叫三姥姥。两家势成水火，二哥死于非命，虽说三姥姥一家不亏心，但是看在眼里也别扭，在左邻右舍的劝说之下，同意搬出去避上十天半月，这叫“眼不见为净”。邻居们生怕两家斗下去还会出人命，好在三姥姥过了气头，答应出去避一避。
自打1949年新中国成立移风易俗以来，旧时出大殡的风气已经非常少见了，近乎绝迹。二哥家又不是大门大户，不可能大操大办。可不管怎么从简，终究是发送死人上路的白事儿，那时候的穷讲究可也不少，越穷越讲究，该做的还是要做。贴完了门报儿还要写灵头，意外身亡之人的灵头非常不好写，“永垂不朽”和“沉冤待雪”不大合适，“永不瞑目”怎么样合适是合适，但是那么写可太吓人了，到最后什么都没写。
接下来是布置灵堂。帮忙的几个人一齐动手，先将屋里碍事的东西挪开，正当中摆上遗照，放好点心供品，下边是火盆烧纸。倘有人来送花圈花篮，根据交情的深浅，或多或少要给份子钱，挑水胡同灶头大院儿的邻居都过来随份子，或是一百或是二百，至少五十。哪怕互不认识素无往来，只是住得近，那么于情于理，也都该讲究个礼数。甚至有隔了好几条胡同，没任何相干的人也过来行个礼，说一会儿话，蹭两支烟，临走掏出二三十块钱凑个份子。
崔大离在屋里屋外两头忙，一边张罗人买东买西，一边还要用行李布在胡同搭起灵棚，再牵出电线，挂起一个一百二十瓦的大灯泡子。灵棚为了防雨，灯泡则是天黑时用来照明。您想，住平房大杂院儿的人家，谁家不是十来平方米的小屋，能有多少椅子茶碗可也不能让吊唁哭丧的人坐在地上，新中国成立前天津卫有租赁铺，不管是白事儿还是红事儿，都可以去租赁铺搬取桌椅、杯盘、茶碗、暖壶，用完再还回去，损坏丢失照价赔偿，既便宜又省事儿。50年代以后没有租赁铺了，他必须挨家挨户借，从早到晚忙前忙后，腿儿都差点跑断了。
吊唁的人还真不少，白事儿一连三天，第三天晚上送路，要到十字路口烧纸，一直忙到半夜。我和臭鱼送最后一拨人出了胡同，走回来的时候看见还有三四个男子，他们是在门前守夜的，几个人凑到一块，一头抽烟喝水，一头低声说话，听不清他们说什么，可能是在嗟叹二哥意外身亡。
那会儿的路灯过了十点全灭，夜半三更，风吹月落，漆黑的胡同里更是没有一个行人往来，只有一点灯光忽明忽暗，衬得白色的门报儿愈发阴森。